漕运-帝国的输血通道

在历朝历代，尤其是明清时期，漕运都是国之大事，赋予了特殊的重要使命。

因为漕运直接关系着国家的经济命脉，其畅通或淤塞、对京畿地区的国计民生有着严重的影响。

漕运，是指修浚专门的河道，建立专门的船队，征调专业的夫役，设立专职的管理机构，制定单行的规章法令，以将定额的粮食运输到首都，以供应宫廷食用、百官俸禄、军饷支付、百姓需求。

王朝与漕运

在我国历史上历朝历代都很难摆脱漕运的影响，通过内陆河流和海路将粮食从东南财赋富庶之地运往北方首都，维持国家政治机器能够正常运转。

为何偏偏要依赖这么长距离的远途运输呢？这与我国历史上政治中枢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有关。

我国古代王朝的经济中心往往与政治中枢和军事重镇分离，缺少重叠区域的覆盖。

自秦汉建立中央大一统的专制帝国后，中央朝廷均在北方的黄河流域，如秦汉、隋唐之长安（西安）、东汉之洛阳、北宋之汴京（开封）、元明清之北京。

之所以将都城设在北方，乃是因古时对国家稳固最大的威胁往往来自北方游牧民族，在此建都更能有效统率制敌、稳定军心民心，而军事重镇及大量兵力也多部署在北方长城一线。历史上能够国土广袤、稳固繁华、国祚长久的王朝基本上也都是北方建都的王朝，而在南方建立的政权多是偏安政权、割据政权、短命政权，其军令政令很难有效传达至华北、西北一线，抵御北方入侵也往往事倍功半，因此我国历史上的大一统王朝多是由北而南或从西往东，由南而北则极少有北伐成功、统一全国的。

北方是开发最早的地区，也是兵家争夺最为激烈的地区，也是受塞北游牧民族入侵最为严重的地区，伴随着每一次大规模战乱和杀戮，是我国的经济中心逐渐南移，东南江淮流域在农业、手工业等方面发展水平渐渐追上北方，乃至远远超过北方，自然成为全国财赋的重点地区。隋唐之后，东南成为中央政权实现稳定统治的经济基础。

隋代开凿的京杭大运河对之后各代漕运攻陷颇大，福泽深远。通过开凿广通渠、通济渠、山阳渎、永济渠，京杭大运河将海河、黄河、淮河、长江和钱塘江五大水系连接成一个庞大的畅通的运河水系网，保障了漕运的通畅供应。

北宋都城汴京位于北方，也需要从东南大量运输漕粮。到了元代，大都即现在的北京，设置京畿都漕运司、江淮都漕运司，每年从江淮地区运输的粮食达到三百余万石，但元代以海运为主，运河为辅。

明清的漕运

洪武帝朱元璋建立大明王朝，早先定都在南京。这也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政治中枢和经济中心重叠在一起的时期，可以就地征调赋税、粮食。但即使这样，明代早期依然离不开漕运。

蒙古人虽然回到塞北老家，但对新生的明王朝依然存在威胁。为了抗击蒙元残余势力，洪武帝依然要在北方重镇驻防大量军队，需要漕运来供给粮食。到洪武三十年（1397年），因沿边军屯取得成果，军粮可以自给，漕运才稍缓。

朱棣篡位成功后，待在南京始终感到芒刺在背，将都城迁到自己的大本营北京，恢复了政治中枢和经济中心分隔的状态。

朱棣时期水陆并用，并沿用元人之制，兼用海运；待修浚会通河、凿通南北运河后，便废止了海运、陆运，全部采用内河运河进行漕运。

《明史·卷八十三河渠一》记载：明成祖肇建北京，转漕东南，水陆兼輓，仍元人之旧，参用海运。逮会通河开，海陆并罢。

从杭州到北京的漕河打通后，漕运北上的粮食也日渐增加。明清两代，南北漕河的运输量远远超过前代。明代漕河是包括用于南北运输的各段运河、内河之总称，长达一千七百余公里，途径浙江、南直隶、山东、北直隶等省，到成化年间（1464-1487年）每年漕粮有四百万石。

《明史·卷八十三河渠一》记载：淮、扬至京口以南之河，通谓之转运河，而由瓜、仪达淮安者，又谓之南河，由黄河达丰、沛曰中河，由山东达天津曰北河，由天津达张家湾曰通济河，而总名曰漕河。

清承明制，清代基本沿用了明代的漕运制度，南北漕运继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。但与晚明漕运一样，也产生了诸多问题，弊病丛生。

1842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期，英军重点攻破占领镇江后，清廷才不得不接受失败的结果，迅速求和，签订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《南京条约》。因为镇江乃南北运河与长江交汇处，咽喉之地一失，英军便可截断漕运，断了清廷的“输血通道”。

1855年黄河改道后，漕河山东段淤塞废弃，漕运主要改为海路。要知道古黄河与现在的流向完全不一样，经历了多次改道，为华夏民族带来了文明，也带来很多灾难。

1872年，轮船招商局在上海成立，启用轮船运输漕粮；1901年，运河漕运正式停止。

多舛的漕运

漕运由南至北，必经黄河，是否通畅与黄河的“心情”息息相关、密不可分。

漕河仰赖黄河水的灌注，同时其也是黄河水泛滥宣泄的河道，二者互为表里。黄河向漕河提供充沛的水量，但黄河自身的泛滥也带来严重的水患。两千余年的中华帝国历史，也是与黄河这条脾气不好的母亲河抗争的历史，期间泛滥1500余次，导致河道改道有26次。

黄河的改道、洪峰、淤塞、泛滥、溃堤等等现象，无不严重影响着河流两岸的百姓民生，也时刻影响着漕河能否正常通航。以明代为例：

洪武二十四年（1392年），黄河决口于河南原武，河水冲毁会通河三分之一河段；永乐十四年（1416年），黄河决口于河南开封，主流转道，导致漕河缺水淤塞；弘治二年（1489年），黄河两岸皆溃，下游河流皆淤塞；弘治六年（1493年），黄河再次决口，洪水北冲，会通河再被阻断；嘉靖五年（1526年）之后，黄河于曹县、徐州一带连续溃决四次。

黄河一有泛滥，即影响临近漕河通航，瘫痪运力。明代中叶以后，水患日趋严重，险情频发、漕运多难，引起朝野上下的关注，甚至认为水患比防御北方边患更难应付，视之为心腹大患。

水患带来的损失，一是造成漕运船只大量倾覆，粮食大量损失，漕运士卒、夫役大量溺亡；二是洪峰过后，漕河淤塞，船只短期内无法恢复通航，持续影响漕粮运输。明代隆庆年间（1566-1572年），漕粮损失进入高峰期，每年在二十万至四十万石之间。这直接对北京政治中枢的粮食供应产生了严重的影响，引起朝野惊骇。

万历初年，鼎鼎大名的张居正上台执政，在他主持之下，通过整饬漕政吏治、任用能臣潘季驯等各项措施，治河曾取得过阶段性成功。清朝从定鼎北京开始，即把漕运作为国之大事，相传康熙帝甚至在宫中庭柱上面写下三藩、河务、漕运六字，认为这三个问题是清朝面临的最大问题。

尾声

漕运是古代王朝的“输血通道”，漕运不通，政权难以稳固持久，历朝历代不得不加以重视，尤以明清为重。

通过历朝历代对运河的开发、疏浚与治理，打通了这一跨越南北的通途，才使得南北能够统一在一个稳固的中央政权之下，加深了南北的融合和全国的稳定。

漕河乃国家之命脉，明清时期更成为国家存续的生命线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