​才华满怀的萧红为何屡遭萧军背叛？萧军：她有才能，但没“妻性”

才华满怀的萧红为何屡遭萧军背叛？萧军：她有才能，但没“妻性”

才华满怀的萧红为何屡遭萧军背叛？萧军：她有才能，但没＂妻性＂

【引言】

1932年的哈尔滨，一场暴雨冲刷着这座北方城市。在破旧的福顺大旅社里，一位怀有身孕的19岁少女正面临着被卖入青楼的命运。就在这危急时刻，《国际协报》收到了一封求救信。这封信改变了这位少女的命运，也开启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富传奇色彩的爱情故事。这位少女就是后来闻名文坛的萧红，而救她于水火的，正是日后令她痛彻心扉的萧军。从救赎到背叛，从依恋到决绝，萧红与萧军的六年情缘，究竟经历了怎样的转折？为何这段被称为＂相濡以沫＂的爱情最终以背叛收场？在那个动荡的年代里，才华横溢的萧红为何始终无法获得一份真挚的爱情？

【呼兰河畔的困境与逃离】

在呼兰河畔，一个五月初五出生的女婴，因生辰八字被视为不详，从降生那刻起就注定了坎坷的人生。这个女婴就是萧红，她出生在一个地主家庭，父亲张廷举经营着几百亩良田，在当地也算是颇有声望的富户。

呼兰河镇只有南北一条街，东西一条街，交叉成十字形状。萧红的童年就在这个不算繁华的小镇度过。老宅里，只有祖父张金铨给予她温暖。每到春天，祖父都会带着年幼的萧红去后花园看花。园子里栽种着各色花卉，紫丁香、蔷薇、牡丹争相开放。祖父教她认识花草，讲述诗词典故，这些温暖的时光成为萧红一生最珍贵的记忆。

然而，祖父的慈爱并不能弥补家庭其他成员的冷漠。三岁那年，祖母用针偷偷刺过她的手，这个细微的伤痕烙印在萧红幼小的心灵中。当祖母去世时，因为没有表现出足够的悲伤，萧红被父亲一脚踢到灶台边，差点跌入火堆。这个不被期待的女儿，在父亲眼中始终是个难以管教的叛逆者。

1925年，祖父去世后，萧红失去了最后的庇护。这时的她已经12岁，开始在家塾读书。与其他女孩不同，萧红展现出超乎寻常的文学天赋，但这种才华在当时的环境下不被重视。父亲认为女子无才便是德，将她禁锢在家中，不允许她继续求学。

1927年，15岁的萧红被父亲许配给当地富商之子汪恩甲。这门亲事在父亲看来是门当户对的选择，却让萧红陷入深深的绝望。汪家是典型的封建家庭，汪恩甲更是当地出了名的纨绔子弟。为了逃避这桩婚事，萧红在一个雨夜收拾细软，悄悄离家出走。

她先是躲在表姐家，后来辗转到哈尔滨，在女子师范学校借读。然而生活的重压让她无法坚持，最终不得不回到汪家。这段经历让萧红第一次认识到，在那个年代，一个女子想要获得独立是何等艰难。

回到汪家后，萧红的处境更加艰难。汪恩甲沾染赌博恶习，经常对她拳脚相向。更令人绝望的是，汪家开始变卖家产，连最基本的生活都无法维持。1932年初春，已经怀有身孕的萧红被迫投宿在哈尔滨的福顺旅社。没有钱支付房费，旅店老板威胁要将她卖到青楼。在这生死存亡之际，萧红写下了那封改变命运的求救信。

【与萧军的相遇：救赎与新生】

1932年7月12日，哈尔滨的暴雨冲刷着福顺旅社斑驳的墙壁。这一天，《国际协报》编辑部收到了一封字迹工整的求救信。信中详细叙述了一位年轻女子被困旅店的困境，落款是＂张乃莹＂——这是萧红的原名。当时在报社工作的萧军接到这封信后，立即带着同事赶往福顺旅社。

在昏暗的旅店房间里，萧军见到了这位怀有身孕的19岁女子。当时的萧红已经在旅店滞留了数月，房费积欠无法支付。旅店老板威胁要将她卖到青楼，这让她不得不求助于报社。萧军当即替她支付了欠下的房费，并帮她寻找新的住处。

这次相遇之后，萧军经常到萧红的住处探望。他带来面包、牛奶，有时还会带来一些文学作品。两人开始探讨文学创作，萧军发现萧红对文学有着独特的见解。在他的鼓励下，萧红开始尝试写作短篇小说。她的第一篇作品《棋圣》发表在《国际协报》上，引起了不小的反响。

1933年春天，萧红在萧军的陪伴下生下了一个男孩。但由于生活所迫，这个孩子最终被送去了福利院。这段经历后来成为萧红作品中反复出现的母题，在《生死场》中也有所体现。

同年夏天，两人决定同居。在一间狭小的阁楼里，萧军和萧红开始了他们的文学生涯。萧军每天外出工作，回来后就指导萧红写作。他们经常彻夜讨论文学，探讨创作手法。这段时期，萧红创作了多篇短篇小说，逐渐在东北文坛崭露头角。

然而，生活的艰辛并未因此减轻。1934年初，由于政治局势动荡，《国际协报》被迫停刊。失去工作的萧军和萧红决定南下上海。临行前，他们将各自的作品结集成书。萧红的《跋涉》和萧军的《八月的乡村》在哈尔滨出版，这是他们在文学道路上的第一次收获。

到达上海后，两人寄居在一间阁楼里。白天，萧军外出找工作，萧红则专心写作。他们将稿件投递给各大报社，但大多石沉大海。生活的窘迫让两人不得不借债度日。就在这时，萧红通过友人的介绍，认识了鲁迅先生。

这次相遇成为萧红文学生涯的转折点。鲁迅对萧红的才华给予高度肯定，不仅为她的作品《生死场》作序，还帮助联系出版社。在鲁迅的支持下，萧红的创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。她开始尝试更宏大的主题，笔触也更加老练。而萧军则继续着他的创作，同时在《申报》等报纸上发表文章，维持两人的生计。

这段时期，他们居住在上海市内一条僻静的小巷里。每天清晨，萧军都会买来早点，两人一边吃着馒头咸菜，一边讨论各自的创作。傍晚时分，他们常常沿着苏州河散步，观察市井生活，为创作积累素材。

【情感的裂痕与文学的角力】

1935年深秋，上海文坛掀起一场风波。萧红的《生死场》由鲁迅先生作序出版，立即引起广泛关注。这部描写东北乡村生活的长篇小说，以其独特的叙事视角和深刻的人性观察，获得了评论界的一致好评。然而，就在萧红声名鹊起之际，萧军的态度却发生了微妙的变化。

在一次文友聚会上，萧军公开表示：＂女人写作就像绣花，只能写些小情小爱。＂这番言论引起在场文人的不满，胡风当即反驳：＂文学创作不分性别，重要的是真实。＂面对争议，萧军却固守己见，坚称女性天生不适合创作严肃文学。这场争执很快传遍文坛，成为当时上海文化圈的一个话题。

与此同时，萧军的暴力倾向也日益显露。在一次与友人的茶聚中，因为萧红与其他男性作家谈论创作，萧军当场发怒，将茶杯摔碎在地。类似的事件并非个例。据当时同住一个院落的邻居回忆，经常能听到从萧军和萧红的房间传来争吵声和摔打声。

1936年春，鲁迅为萧红引荐了更多出版机会。她的短篇小说开始在《文学》《中流》等重要刊物上连载。萧军则在创作上遇到了瓶颈，他的新作《八月的乡村》续集迟迟无法完成。这种创作上的反差，加剧了两人关系的紧张。

在文坛交际圈中，萧红逐渐建立起自己的人脉。她经常参加文学沙龙，与胡风、丁玲等进步作家来往密切。这些社交活动引起了萧军的极度不安。他开始限制萧红外出，甚至翻看她的信件和日记。有一次，因为发现萧红给好友的信中提到对现状的不满，萧军竟将信件撕得粉碎。

1936年夏天的一个晚上，发生了一件颇具戏剧性的事件。萧红应邀参加《文学》杂志社的一次研讨会，会后几位作家相约去看电影。萧军得知后立即赶到电影院，在众目睽睽之下将萧红拖离座位。这一幕被当时在场的施蛰存记录在日记中：＂萧某的举动实在令人不齿，这哪里像个文化人。＂

更令人震惊的是，萧军开始在文坛中散布对萧红不利的言论。他向友人抱怨萧红＂不懂持家＂，说她＂整天只知道写作，不管家务＂。这些话很快传到鲁迅先生耳中。鲁迅在日记中写道：＂军某近来举止失当，令人忧虑。＂

在这段时期，知识分子群体中形成了复杂的关系网。一些人同情萧红的处境，暗中给予帮助；另一些人则站在萧军一边，认为萧红行为不检。这种分化在当时的文坛掀起了一场无声的风波。胡风、丁玲等进步作家对萧军的做法表示不满，而茅盾等人则选择了保持沉默。

到了1936年末，萧红和萧军的关系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。在一次激烈的争吵后，萧红搬出了他们共同居住的寓所，暂住在丁玲家中。这次分居成为两人关系的转折点。萧红开始筹划自己新的生活，而萧军则沉浸在创作和酒精中。

【战火纷飞中的分道扬镳】

1937年7月7日，卢沟桥事变爆发。上海文化界顿时陷入一片混乱。萧红与萧军此时已经分居数月，各自在不同的区域租房居住。随着日军的步步逼近，文化人纷纷开始考虑撤离上海。8月13日，日军开始轰炸上海，城市笼罩在战火之中。

在这紧急时刻，鲁迅的遗孀许广平组织了一批作家南下。萧红随着这支队伍先到达杭州，而萧军则独自留在上海，继续他的抗战文学创作。这成为两人物理距离上的第一次真正分离。在杭州期间，萧红结识了端木蕻良。几天后，由于日军逼近杭州，萧红随端木蕻良等人继续南下武汉。

1937年深秋，武汉成为了文化人的聚集地。在这里，萧红与更多进步作家相识。她参加了＂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＂的工作，在《长江日报》副刊发表多篇抗战文章。同时，她开始创作新的长篇小说《呼兰河传》。而此时的萧军，已经辗转到了西安，在那里主编《抗战文艺》杂志。

1938年2月，武汉文艺界举办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座谈会。会上，萧红宣读了她的新作《战地二三事》。这篇描写战时生活的作品获得了与会者的一致好评。与此同时，萧军在西安发表的《在战斗中》也引起了广泛关注。两人虽然相隔千里，但都以笔作为武器，投身抗战文学创作。

然而，战事的发展远比预期更为迅速。1938年秋，武汉告急。萧红随文艺界再次转移，这次的目的地是重庆。在重庆，她遇到了从西安来的萧军。这是两人分别后的首次相遇。但这次见面并没有带来和解，反而让彼此更清楚地认识到：他们已经无法回到从前。

1939年初，萧红决定离开重庆，前往香港。临行前，她向《大公报》投稿，公开宣布与萧军解除夫妻关系。这篇声明在文化界引起轩然大波。有人指责萧红＂见异思迁＂，也有人为她的决定叫好。萧军对此保持沉默，只是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：＂此事到此为止。＂

在香港，萧红与端木蕻良正式结为夫妻。她继续创作，完成了《呼兰河传》的大部分章节。而萧军则留在重庆，投身抗战文学创作。1940年，萧军的《八月的乡村》续集终于出版，获得了不错的反响。两人的文学生涯就此走上不同的道路。

1940年末，萧军受邀前往延安，在那里开展文艺工作。他在给友人的信中提到：＂战争年代，文人当有担当。＂而此时的萧红，则在香港的一间小楼里专注创作。她完成了《呼兰河传》的最后部分，并开始筹划新的作品。

战火纷飞的年代里，昔日的伴侣走上了截然不同的人生道路。萧军在延安投身革命事业，而萧红则在香港继续她的文学探索。两人之间的最后联系，是1941年初萧军寄给萧红的一封信，信中只有简单的几句问候。这封信萧红并未回复，不久后香港就陷入了战火之中。

【生死永隔：最后的告别】

1941年12月8日，日军偷袭珍珠港的同一天，香港也遭到了猛烈轰炸。萧红居住的北角区成为重点轰炸目标。在轰炸开始的第一天，萧红和端木蕻良就被迫离开住所，暂时躲避在防空洞中。他们带走的行李中，装着萧红未完成的手稿和几件换洗衣物。

香港沦陷后，萧红的身体状况急剧恶化。她患有肺结核多年，战乱期间的奔波和躲藏让病情加重。1942年1月，端木蕻良通过各种关系，终于为萧红在圣德肋撒医院找到一个病床。当时的香港医疗资源极其紧张，能够住院已属不易。

在医院里，萧红仍然坚持创作。她用铅笔在随身携带的笔记本上写下新的文字。据当时在医院工作的护士回忆，萧红经常在深夜仍然保持坐姿写作，即使护士劝阻也不肯休息。这期间，她完成了短篇小说《北中国》的部分内容。

1942年1月21日，端木蕻良收到一封来自重庆的信件。信是几个月前萧军托人转交的，辗转多地才送到香港。信中说他已经到达延安，正在那里开展文艺工作。这封信端木蕻良并未给萧红看，因为那时她的病情已经相当严重。

随着香港物资日益匮乏，医院的条件也越来越差。萧红的病房里经常断水断电，食物供应也十分有限。端木蕻良四处奔走，试图为她筹集药品。在这期间，他通过地下党的关系，设法给重庆和延安发去了几封信，告知萧红病重的消息。但由于战争原因，这些信件是否送达已无从考证。

1942年1月22日清晨，萧红的病情突然恶化。据病房的其他病人回忆，那天凌晨萧红一直在咳嗽，到天亮时已经说不出话来。医生会诊后表示，肺部感染已经扩散，情况非常危急。当天下午，在端木蕻良的陪伴下，萧红永远地闭上了眼睛。

消息传到重庆文艺界时已是两个月后。茅盾在日记中写道：＂惊闻红女士去世，战争夺去了又一位才华横溢的作家。＂而在延安的萧军，直到1943年春天才得知这个消息。据当时在延安的作家回忆，萧军接到消息后，连续几天没有出现在文艺工作者联谊会。

1943年，端木蕻良设法离开香港，带着萧红的手稿和遗物到了重庆。他将这些物品交给了文协保管，其中包括未完成的《北中国》手稿和一些日记。同年，重庆《大公报》刊登了一篇纪念文章，回顾了萧红的文学成就。

1945年抗战胜利后，文艺界开始着手整理萧红的作品。她的多部作品被结集出版，《呼兰河传》《生死场》等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重要篇章。而萧军在延安一直工作到解放，后来成为著名的革命文学作家。据说在他晚年的书房里，一直保存着一张萧红年轻时的照片，但他从未对任何人提起过这张照片的来历。

萧红的骨灰被安葬在香港北角一处山坡上。墓碑上刻着她的生卒年月，以及她生前最喜欢的一句话：＂在暴风雨中前进。＂每年清明，仍有文学爱好者前往祭扫，缅怀这位在战火中逝去的才女。